國慶節前夕，偶然在電視里看到的一則報道使記者在一派喜慶祥和的七天長假中，怎么也輕松不起來。與彭澎(化名)當初給記者寫信時的心境一樣，記者的心情亦異常復雜。

該報道講述的是一群爛尾樓業主不得已集體住進了京城某在建樓盤售樓處故事。說來也巧，這則報道提到的樓盤，是與彭澎開了個“玩笑”的那個樓盤！

記憶的閘門打開，時間回到一年前的7月19日。這也是記者次與彭澎通電話的日子。天，記者收到了彭澎通過快遞公司來的材料。彭特別提到了他購房后的辛酸生活。

以下為彭的口述實錄(小標題為記者所加)。

北漂族

1997 這一年我只身來京，成為北漂一分子。接下來的幾年里，干過各種外地人干過、本地人不屑干的苦活累活，挨過各種白眼、侮辱，住過各種較臟較差的地方：橋洞、草地、平房等等。年輕的本錢、樂觀的生活態度伴隨本人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的春夏秋冬。我要向苦難的父母證明離開那片貧瘠的土地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2000 這一年我做出一個重大的決定——搞IT。我沒有太多的文化，沒見過電腦。我花盡了除補貼父母的所有積蓄，購了一堆電腦書，報電腦培訓班，有空就去逛電腦市場，常去百腦匯上免費的INTERNET。一年后，我把自己標榜為IT人，在工地上一塊干過活的鄉親們拿我尋開心，說我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邂逅愛情

2001 這一年命泛桃花，居然一個善良的北京女孩會看上我這樣一個鄉巴佬。可能是老天爺覺得這個小伙子受的苦難太多太多，給一點補償吧。三個月后，我們領了結婚證。沒有嫁妝、沒有婚禮，可是那一刻是我較幸福的時候。惟一遺憾的是，父母因為想省差旅費沒能見證我們的愛情。平生次有機會住進了太太家樓房——塔樓，70年代蓋的。開始夢想有自己的房子，讓善良的太太跟著過兩天好日子。

購房

2003 這一年我做出了又一個重大決定——購房。拿出兩個人所有的積蓄，有十來萬。我們把想法告訴雙方父母，開了一個家庭會議。雙方父母很慷慨，太太方贊助十萬，我父母也拿出了六萬——我給他們寄的錢一分未花，說是替我存著娶媳婦。剩下的從一些工友、朋友借了一些。資金的問題基本解決。我們的思想還很保守，不想付銀行利息。

丈母娘心臟不好，太太是個孝順女兒，我們選擇了在丈母娘家附近的東華金座。四月，我們很快簽了合同，一次性付完了全款(接近四十萬)。賣房人是北京宣武區房地產經營開發公司，委托代理機構是北京縱橫興業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合同說是拿去備案，到現在我還沒有收到對方簽字蓋章的合同。

合同上說2004年4月交房，我們激動地等著。非典來了，房子停工了。我們想非典過去了就會開工的。

十一月，我們把年邁的父母接來北京，我要讓他們看看頭都，我指著長安街上的一處商業樓，自豪地跟他們說，那個樓的四層地下車庫是我們挖出來的，我還在房頂睡過覺。父親回家了，母親留下來看病。

房子沒有繼續蓋。我們問出什么事了，沒有人搭理我們，開發商總是不露面。

漫長的等待與哀愁

2004 日子天逼近，房子還是沒有動靜。有人短信通知，說聚會討論怎么辦。然后有人去了市房管局、市規委等等，無果；然后大家去找宣武區政府，無果；然后大家去區、市信訪辦，無果；然后一些人找法院，有告贏的有告輸的。告贏的，執行庭沒法執行；告輸的，還搭進去一筆不小的訴訟費。這一年就這樣(在漫長的等待中)過去了。

2005 房子爛尾兩年多了，找開發商，找政府、上訪、告狀、接觸媒體在繼續。原本清貧而溫馨的小家陷入了無限的哀愁。

家中二老兩年之間老了許多，瘦弱的母親堅持要去東華金座靜坐，我流淚了；

老丈人、老丈母娘陷入了深深自責，因為當初是他們推薦的房子；

可憐的太太從來沒有受過這么大的壓力，她變得沉默、抑郁，她說她受不了這種生活狀態，而我發現自己對未來失去了希望。

后記

彭給記者的信較后時間定格于2005年7月19日15：00時。

彭澎在來信中說：“寫這些文字的時候，看著路邊自己曾經為之流血流汗漂亮的寫字樓和進進出出的西裝革履的人們，我不禁問：

我們參與建設的城市發展了，國家發展了，我們這個群體為什么還活得這么苦？為什么開發商拿了我們的錢，不給我房子，還不肯出來見我們？

從字里行間不難看出，他胸中似乎有很多的感慨和難以排解的郁悶。事實上，記者和彭澎素昧平生，我們一共只有過三次交流的機會，一次是他寫給我的信；另兩次則是我對他的電話采訪。他之所以能在記者記憶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完全是因為他與別人不一樣的經歷。

嚴格地來說，彭其實比一般的房奴更慘。普通的房奴雖然活得也不易，通常壓力也很大，但他們畢竟可以感受到房子帶給他們的安慰。而彭，三年了，依舊是錢房兩空。

記者曾用半個多月的時間對彭所賣房的那個樓盤項目做過調查，兩度出席與之相關的庭審，切身感受過與彭澎有著同樣購房遭遇的業主維權的艱辛。除了跳樓，他們任何的辦法都嘗試過了，但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彭較后在電話中向記者透露，正因為經歷這樣一場變故，他和父母才不得不一直居住在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他和太太之間的婚姻也出現了一定的危機。他說他的太太因為家庭生活的壓抑多次流露想要出國。

如今一年多過去了，彭澎究竟又是怎樣的遭遇呢？

“為什么政府這么多部門都不能幫我們，他們至少可以協調所有相關部門協商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呀？為什么一遇到我們需要幫忙的時候，他們老說中國是市場經濟了，是法治社會了，讓我們找法院？”

“為什么法院可以判那些要求開發商履行合同提供賠償損失的業主敗訴？或者即便勝訴，他們也不予執行？”

“如果開發商不給房子或不還錢，如果政府、法律幫不了我們，我們該怎么辦？難道我們應該學習猶太人追伐施暴者，找回我們需要的公平？” 這些問題是發自彭內心深處的不滿和控訴，但是沒有誰能告訴他答案。

“我希望我是一個俠客，救那些被遺忘的疾苦中人于水深火熱之中。”這是彭較后的、也是較難以實現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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