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溫州政府新行政考核辦法為落實房產調控開了個好頭，但同時，這一政策的緩步改進也足以表明，期望房價回歸合理水平距離公眾的生活還很遙遠。面對國內一線城市近30倍的驚人房價收入比水平，公眾需要的不僅僅是行政考核指標的初步改進，更應直接把房價調控績效作為行政部門一票否決的標準，否則難言房產市場的實質性轉變。

　　1月20日，溫州市委、市政府發布新的行政業績考核辦法，其中，房價收入比被頭次列入縣(市、區)工作績效考核中。這就意味著房價上漲過快將影響官員的政績，這一舉措開了全國房產調控行政問責之先河。

　　房價高低一直是公眾較關心的社會經濟問題，也是歷來政府部門行政履責的所在。但長期以來，公眾和上級部門始終缺乏評判行政履責績效的客觀標準，由此導致房地產調控政策流于形式的問題非常嚴重，較終讓“調控變空調”。就此而言，溫州把房價收入比納入政績考核辦法，是一項有益的嘗試。這一經驗在得到充分實踐與完善后，值得各地行政部門借鑒。

　　房價收入比是指住房價格與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它是反映居民能否購得起房子的主要指標，也是國際上衡量房產泡沫的慣用標準。根據溫州相關考核辦法，下轄各區縣頭先必須保證房價收入比完全值下降，否則得分為零；之后再根據各區縣間房價收入比相對降低幅度，來確定較終的分值。而房價收入比如果能降到12倍以下，則直接拿到滿分。

　　從具體的制度設計觀察，較為清楚地表明了調控部門的政策指向，即房價收入比的完全值要逐步降低，較終以降低到12倍為目標。政策目標方向清晰無誤應該得到褒揚，但溫州的改革距離公眾的現實房價期待仍遠之又遠。

　　頭先，該子項目考核指標總額不過5分，而該市全部四大項目考核總分高達115分。房價收入比在政績考核中所占實際分量有限。因此，就其實際倒逼市場的功效而言，更多的具有象征意義，很難期望房產調控就此出現歷史性的新突破。更為重要的是，去年7月，浙江省房地產業協會和浙江大學房地產研究對全省地級市的“房價收入比”統計結果顯示，溫州是該省較高的城市，達到27.8倍。以此推算，如果溫州平均房價收入比要達到較終12倍的政策目標，則意味著或者家庭收入水平提高2.3倍，或者房價暴跌57%。顯然，這兩項市場變化對溫州區縣政府而言，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眾所周知的是，海外市場一般以4-6倍作為房價收入比的合理水平，如果12倍都不可能，那么要想國內市場壓力能夠與國外比肩，則宛若天方夜譚了。

　　由此可見，盡管溫州政府新行政考核辦法為落實房產調控開了個好頭，但同時，這一政策的緩步改進也足以表明，期望房價回歸合理水平距離公眾的生活還很遙遠。即便溫州邁出了改革步，對于全國而言，甚至萬里長征都還沒有開始。

　　我認為，如果說亂世要用重典，那么亂“市”同樣也需用重典。面對國內一線城市近30倍的驚人房價收入比水平，公眾需要的不僅僅是行政考核指標的初步改進，更應直接把房價調控績效作為行政部門一票否決的標準，否則難言房產市場的實質性轉變，房價回歸也只能是一場鏡花雪月了。

　　本報特約評論員馬紅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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